宋朝之于后世，是落墨于清明上河图里的东京梦华，是宋词平仄里吟唱的豪放与婉约，更是繁华背后贤臣名士的光风霁月。司马光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晏殊.......这些名士的人格力量，穿越历史，闪耀于星空。其中，北宋初年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尤为卓然。
范仲淹，世称“范文正公”。古代贤臣多有深厚的人文素养，范公亦文采斐然，境界高远。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”里沉郁的乡愁别有滋味，“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”里深挚的忧国情怀叩人心扉，而一篇《岳阳楼记》，洋洋洒洒三百余字，更以其磅礴之势、高远之风、宏阔之境，成为千古绝唱。诗以言志，范公作为一代贤臣，集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为一身，尤以其方正、清廉、勤俭之品，为世人所仰。
范公早年家贫，遍历磨难，是为坚忍、执着、耐贫性格之养成，“断齑画粥”的典故即出自于其早年求学经历。进入仕途后，他推行新政，整顿吏治，忧国忧民，清廉自守。范公认为“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”，为人做官，须克己自省。据《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》中记载，范仲淹从吏部侍郎，至官居参知政事，直至去世，几十年间，未添一名仆役。范仲淹当年镇守杭州时，身边人纷纷劝他在洛阳置办房产颐养天年，“以为逸老之地”。范仲淹答曰：“人苟有道义之乐。况居室乎？吾之所患，在位高而艰退，不患退而无居也。”
范公治家，检廉有方。德为人先，行为世范。《言行录》中记载：“范公常以俭廉率家人，要求家人畏名教，励廉耻，知荣辱，积养成名。”《宋史》中说：“公以母在时方贫，其后虽贵，非宾客不重肉。妻子衣食，仅能自充。”范公要求子女“忍穷”，诫诸子曰：“吾贫时，与汝母养吾亲，汝母躬执爨，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。今而得厚禄，欲以养亲，亲不在矣，汝母又已早逝，吾所恨者，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！”他告诫子孙，“礼义勿疏狂，逊让敦睦邻。敬长舆怀幼，怜恤孤寡贫；谦恭尚廉洁，绝戒骄傲情”，不仅要“慎未防微，各宜节俭”，而且要“清心做官，莫营私利”，“居官临满，直径小心廉洁。稍有污点，则晚年饥寒可忧也”……教诲之殷殷，言辞之恳切，可见一斑。范公教子严格持俭，虽不近人情，更显其本正。次子范纯仁大婚将近，听说儿媳将饰以锦缎帷幔，范仲淹立即告诫纯仁：“吾家素清俭，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法，若将帷幔带入家门，吾将当众焚之于庭。”于是，儿子和儿媳节俭成家。
在范公的身体力行下，范家一门始终持俭、守廉。四个儿子皆入仕，次子范纯仁官至吏部尚书、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亦以清廉闻名。《宋史》记载，范纯仁“自布衣至宰相，廉俭如一”。任职西京留职御史台时，司马光也在洛阳谪居著述，两人“皆好客而家贫，相约为真率会，脱粟一饭，酒数行，洛中以为胜事”。尽管招待宾朋只是粗茶淡饭，洛阳士人都把参加此会当作荣耀之事。范纯仁亦告诫子孙，“惟俭可以助廉，惟恕可以成德。”
与己，范公要求严苛；与人，他却心怀大爱，乐善好施，广济天下寒士。宋仁宗赏赐他的百两黄金，皆用以接济穷人，或置地办学。同时代的欧阳修在《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（并序）》中写道：“公为人外和内刚，乐善泛爱。丧其母时尚贫。终身非宾客，食不重肉。临财好施，意豁如也。及退而视其私，妻子仅给衣食。”宋朝钱公辅《义田记》记载：“范文正公，苏人也。平生好施与，择其亲而贫、疏而贤者，咸施之。方贵显时，置负郭常稔之四千亩，号曰“义田”，以养济群族之人。日有食，岁有衣，嫁娶凶葬皆有赡。”
范公一生为官，位充禄厚，却贫终其身。其辞世时，“殓无新衣，友人醵资以奉葬。诸孤无所处，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。”“身无以为敛，子无以为丧。惟以施贫活族之义，遗其子而已。”范公为官俸禄悉数救济贫贤之人，成就了“义田”之义，而临终连丧事都办不起，唯一留给后辈的是“两袖清风一束诗”。
真正人格大写的贤臣，皆心系苍生而无我，胸怀天下，福泽一方。范公秉圣贤之心，持廉俭之风，倾其所有以达天下，其胸襟、人格、风范在宋初的史册上熠熠闪光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每个人都是历史长河中那匆匆流逝的一朵浪花，但唯有精神的力量，从不泯灭，历久弥芳。（秦丽）